塞尔瓦·阿尔马达：“我听到的，我在街上看到的，我的记忆和我读过的书，都在影响着我的写作”

露西亚·伊格莱西亚·昆茨（Lucía Iglesias Kunz）担任采访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你时常自称“外省作家”，这个名号对你来说有什么重要意义？

21世纪最初几年，我开通了博客，博客名就是“外省女孩”。这也是我一部早期作品的标题，那是一本自传体小说集。当年，30岁的我刚刚来到布宜诺斯艾利斯不久，我在书中讲述了一个外省姑娘搬到首都后的生活。许多年后的今天，我依然对阿根廷这个“内陆”地区有着强烈的归属感。我给自己的定位是外省作家，不仅深深眷恋着我的故乡恩特雷里奥斯省（与乌拉圭接壤），也深爱着全国各地的山川土地。无论是作为作家发声，还是通过我参与的项目，我都会尽力驳斥这样一种观点，即阿根廷首都以外再无文学。

你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有一家书店，从书店选取的作家就可以看出你希望为读者呈现全国各地的文学作品。

确实如此。我给这家书店取名“联邦蛮族”（Salvaje Federal）。这是一家网络书店，但我们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阿尔马格罗区还开了一家实体书店。书店是在2020年底开业的，当时正值新冠疫情期间，所以书店在初期采用了网店形式。书店的特色是那些通常在出版地以外的其他地区鲜有人问津的图书。书店渐渐红火起来。两年前，我们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以北约300公里的罗萨里奥市举办了首届文学艺术节，我们还计划在巴塔哥尼亚地区的内乌肯市举办一次艺术节。我们希望每隔一两年在阿根廷不同地区举办一次巡回艺术节。此外，我们正在同时开展几个项目，包括艺术家驻留项目，目的都是展现阿根廷全国各地的文学作品。

你的创作灵感来自哪里？有哪些主题最能打动你？

我不喜欢谈论文学作品的“主题”。我们不书写主题，而是从我们认为引人遐想的细微场景、情境、氛围或是人物开始写起，至少我是这么做的。这些触发点可能来自别人告诉我的事，我听到的话，我在街上看到的引起我注意的事情，也可能来自我的记忆或是我读过的东西。某些题材在我的故事和小说情节中反复出现过：破裂或衰朽的家庭关系、男权文化、隐秘的暴力、体力劳动者的世界、酗酒、宗教以及我的故乡特有的信仰。

2024年，你凭借新作《不是一条河》（No es un río）入围了著名的布克奖提名，这本小说讲了些什么？文学奖项对你来说很重要吗？

《不是一条河》的故事情节很简单：两个朋友带着已故友人的十几岁的儿子去钓鱼，为了消遣取乐，他们抓住了一条巨大的蝠鲼，然后又把死鱼扔回了水里，由此和当地人产生了一系列冲突，而当地人与环境保持着近乎神圣不容侵犯的关系。在这部小说里，生者的世界与逝者的世界彼此纠缠，相互交融，凡人与鬼魂之间的未了之缘再度悄然浮现。获得布克奖提名对我来说非常重要。这是一个久负盛名的国际奖项，获得提名将为作品带来更多机会，特别是在翻译方面。

你参加过几个文学工作室，它们对你的文学创作过程有影响吗？

其实，我一开始是独自写作的。不过，和同为作家的朋友们聚在一起，我们会共同阅读、批改、品评彼此的作品……这就像是自发形成的工作室。1999年，我来到布宜诺斯艾利斯，加入了小说家、诗人阿尔贝托·莱塞卡（Alberto Laiseca）的工作室。我一直留在工作室里，直到2016年莱塞卡去世，整整待了17年。工作室给了我很大帮助，莱塞卡帮我找到了属于我自己的写作风格，他是我在创作之路上的导师。除了我在莱塞卡的工作室里学到的东西，对我来说，他是一位不折不扣的老师。

你自己也开办了工作室。

曾经有十年，工作室是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但现在的情况不同了，我只是偶尔才会参加工作室的活动。事实上，阿尔贝托·莱塞卡的形象对我的影响太深了，这让我从未觉得自己是老师。在工作室里，我只是一名协调员。我在那里陪伴大家，同大家一起讨论写作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和在这一过程中的新发现……在我看来，加入工作室显然不是成为作家的必要条件。关于自己的写作，我们始终存在一些疑问，在工作室这个有助益的空间里，我们可以问出这些问题。

你自称是女权主义者，在今天的阿根廷，身为女权主义者意味着什么？

没错，我确实自认为是女权主义者。在男权文化根深蒂固的拉丁美洲国家，身为女权主义者就意味着我们必须不断斗争，必须走上街头去争取自己的权利，以前如此，今天也一样。我们必须时刻保持警惕，随时准备走上街头提出诉求，争取尚未获得的权利。

你的童年恰逢军事独裁统治时期，阿根廷历史上的这一页对你的人生和工作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不错，我是1973年出生的，独裁者上台时，我只有三岁。我在一个小镇上长大，镇上的人们都把嘴闭得很紧，同国内其他地方一样，镇上的学校也受到军事管制。但在表象之下，人人都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大家都清楚国家陷入了黑暗。但我当时年纪还小，家人也从未谈论过独裁统治。国家重建民主之后，各种新闻忽然在一夜之间源源不断地涌入我的生活：恢复民主制度，劳尔·阿方辛（Raúl Alfonsín）成为首任总统；军政府成员受到审判；《绝不重演》（Nunca más）报告记录下了独裁统治期间阿根廷民众遭受的压迫……事实上，我的作品并没有着力表现这些内容，而是描绘了较晚的历史时期，即20世纪90年代。许多阿根廷作家在写小说时都将目光对准了独裁统治下的那段悲惨岁月，但我没有这样做。

你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写作？

主要是在家里。我的书房里有一扇大窗户，窗下是一座花园。这是整栋房子里自然光线最充足的房间，于是我选择在这里写作。说实话，我不喜欢打破自己的生活规律。有些作家在任何地方、任何环境下、任何一家咖啡馆都可以写出东西来，我可做不到……我必须待在家里，感受到内心的宁静。

你常说自己不喜欢旅行，这是为什么？

我的工作需要时常四处旅行，但我不太喜欢出门，我永远都不习惯出门在外。作为一名作家，我不得不出差，主要是为了协助我的作品的发行和推介。要是可以选择的话，我是很乐意不出门的。

你会担心人工智能侵入文学创作领域吗？

我对这个问题兴趣不大。坦白地讲，我从来也没想过去深入了解这个问题。人工智能确实可以写小说，但我认为人工智能永远无法超越人类的写作水平，哪怕对方是个糟糕的作家。在人性面前，任何计算机程序或是机器都只能甘拜下风；而人性，是我们独有的。

你参与过电影剧本的创作，你习惯了独自写作，又是如何适应这种集体工作呢？

我与阿根廷导演马克西米利安·舍恩菲尔德（Maximiliano Schonfeld）合作编写了电影剧本《赫苏斯·洛佩兹》（Jesús López）（2021年上映），但我没有参与拍摄工作。我们找到了一种合作模式：我负责完成整体叙事部分，由舍恩菲尔德改编成剧本，然后我们两个花了很长时间一起创作剧中人物的对白。回想起来，这是一段令人愉快的经历，可我还是觉得我的主要工作是写故事和写小说。

你和同辈的其他阿根廷作家或拉丁美洲作家有联系吗？

是的，我很幸运，我和一些女作家保持着特别密切的联系。事实上，我们阅读对方的作品，在节庆日和博览会上见面，成为非常亲密的朋友。阿根廷的加布里埃拉·卡贝松·卡马拉（Gabriela Cabezón Cámara），来自墨西哥的费尔南达·梅尔乔（Fernanda Melchor），在玻利维亚图书博览会上结识的莉莉安娜·科兰兹（Liliana Colanzi），还有智利人亚历杭德拉·科斯塔马格纳（Alejandra Costamagna）和诺娜·费尔南德斯（Nona Fernández） ……她们都是我的作家朋友，我钦佩她们的杰作。